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Labubu狂欢！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
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Labubu狂欢！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
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Labubu狂欢！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潮新闻客户端(kèhùduān)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
浙江自然(zìrán)博物院库房。
一只玻璃瓶，酒精泡着几颗白色的螺。一张白色布条沉在(chénzài)瓶底，黑色(hēisè)字迹，有拉丁文，还有中文：青岛廿五年七月下旬 董聿茂 先生采(cǎi)。
转过瓶身看标签：纵肋(lē)织纹螺。
这是一件1936年的(de)标本。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以下(yǐxià)简称自博）工作了28年，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董伯伯”采集的(de)标本，几分钟(jǐfēnzhōng)后，同事发来一张表格，文件名：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
另两件“日本大鲵”的(de)标签上，标注：抗战(kàngzhàn)。备注：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
今天知道“董聿茂”这个名字的(de)人，已经很少了——他的同事，你可能更熟悉：施昕更，良渚遗址(liángzhǔyízhǐ)发现人。
7月6日是(shì)第6个“杭州良渚日”，明天就是7月7日，88年前(niánqián)的这天，卢沟桥事变(lúgōuqiáoshìbiàn)，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同样，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
可以说，没有董聿茂(dǒngyùmào)的支持，就不会有《良渚》报告的问世，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bówùyuàn)。
但是，在本次(běncì)采访之前，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几乎只来自施昕(shīxīn)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
“我进馆里时，董聿茂先生不在了，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因为你来采访，我去档案室(dàngànshì)查(chá)，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de)任何资料。”马磊很着急。
今天，我们如何(rúhé)寻找董聿茂？
前几天(jǐtiān)，马磊去(qù)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碰到考古所的朋友，开玩笑：这个过去是我们放“僵尸”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
1998年(nián)1月6日，浙江自然博物馆(bówùguǎn)在教工路71号开馆，2007年11月8日闭馆，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广场(guǎngchǎng)新馆。现在省考古所的“碉堡楼(lóu)”，就是老自博展厅。一楼恐龙(kǒnglóng)陈列，有毛氏峨眉龙，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还设了一个夹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
教工路“碉堡(diāobǎo)楼”，过去是自博陈列馆，现在为省考古所
马磊(mǎlěi)记得，“碉堡楼”每层都挂着科学家(kēxuéjiā)的油画，请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大概500块钱一幅，有沈括，有杨钟健（古生物学家(gǔshēngwùxuéjiā)），有达尔文。
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挂着董伯伯(bóbó)的油画。
每年大年初一早上，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zài)岗(gǎng)的职工，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还要做一件事，站在董先生(dǒngxiānshēng)的画像前鞠躬祭奠。
她站在边上看着，很感动。那时，对(duì)这个油画(yóuhuà)里的董聿茂，她几乎不了解，只知道，他是老馆长，著名(zhùmíng)的动物学家。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
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那块始祖鸟(shǐzǔniǎo)模型。
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是他童年最喜欢去的(de)地方，那块模型，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
董伯伯，从小他就这么叫(jiào)。
毛昭晰的爸爸毛路真(zhēn)和(hé)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一个教数学，一个教生物。三四岁，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是博物馆山坡上(shàng)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
但(dàn)他对(duì)进化论的最初(zuìchū)知识，就来自这件陈列室：“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
毛昭晰出生那年，1929年6月6日(rì)，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分(fēn)“八馆二所”，其中博物馆(bówùguǎn)设水产部、植物(zhíwù)部、动物部、昆虫部、（广西(guǎngxī)）瑶山部、矿产部及动物园等。博览会闭幕后，当局决定成立“西湖博物馆”，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供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
同年11月，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成立，首任(shǒurèn)馆长陈屺怀，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gūshān)南麓平湖秋月、中山公园之间，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
那年，董聿茂正在(zhèngzài)日本留学。
1928年(nián)3月，他获得(huòdé)京都帝国大学动物学系学士学位。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继续深造，攻读(gōngdú)甲壳动物学，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
他原打算继续(jìxù)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huíguó)。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旅日中国学人(rén)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提前回国。
1930年7月，33岁(suì)的(de)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受陈屺怀的邀请，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jiān)技师。
此时的(de)西湖(xīhú)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自然科学部、总务部和(hé)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中国台湾的标本，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
但是，自然科学部此前的(de)收藏品，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liúxiàlái)的几块矿物标本(biāoběn)和一个鲸头骨标本，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起来，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
1931年初，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cǎijí)动、植物标本，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在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历时近一年。之后，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西康，那(nà)时候交通很不便，却运回牦牛、羚羊等大型(dàxíng)标本，极大地丰富了(le)自然类藏品(cángpǐn)，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
儿子董振一，今年92岁，他记得，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伤。他回家，却带回来一只猞猁，活的，把垫着(zhe)的帆布(fānbù)都撕烂(sīlàn)了。
1933年，董聿茂接任西湖(xīhú)博物馆馆长。他知道仅靠馆里(guǎnlǐ)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以丰富馆藏，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袋鼠、鸸鹋、大极乐鸟、湾鳄、泥螈、日本(rìběn)大鲵(dàní)、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
1934年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职员合影，一排C位为董聿茂
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bìng)参加庚子赔款分配，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yīxiē)经费，用这些(zhèxiē)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新式展厅(zhǎntīng)——动物陈列室(chénlièshì)。他与秉志、寿振黄、朱洗、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并创办学术刊物《中国动物学杂志》。
西湖(xīhú)博物馆(bówùguǎn)名声大振。董聿茂对小毛说，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的收获，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
1997年，毛昭晰在《怀念董聿茂教授》中写道，浙江自然博物馆（今浙江自然博物院(bówùyuàn)）的标本(biāoběn)馆里(guǎnlǐ)，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kǒngpà)再也采集不到了。
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里，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míngzì)：
地质矿产绘图整理(zhěnglǐ)员施昕更
1936 年(nián)，杭州古荡，也就是现在的(de)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要建造杭州第一公墓，动土时出了(le)一些石器，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
经卫聚贤倡导，5月 31 日，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hézuò)对遗址作了一天的(de)试掘。本来，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的原意，是(shì)让(ràng)他(tā)绘图记录(jìlù)发掘的地层，但施昕更“不务正业”，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觉得太熟悉了，在他的故乡良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mǒuzhǒng)内在的联系。古荡试掘后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除了石铲之外，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
董聿茂和卫聚贤(wèijùxián)在杭州古荡遗址
11月3日，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因农民(nóngmín)戽水灌(shuǐguàn)田，池水已干，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táoqì)碎片。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
“这些东西很古，说不(bù)定是一个重大发现，你要好好钻研一下，不懂时，可以找些资料看看(kànkàn)”。董聿茂说。
施昕更(gèng)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得考古报告《城子崖》一书，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碎片。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认为(rènwéi)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yīyàng)，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他跟(gēn)董聿茂(dǒngyùmào)说，准备写一个报告。
“考古学(kǎogǔxué)虽不同于生物学，但在某些方面(fāngmiàn)有(yǒu)相通之处。”董聿茂鼓励他，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不要发空泛的议论；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搞清其厚薄变化。
1984年，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韦植是(shì)第一任馆长，今年96岁。他说，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但对地质、矿产、植物以至历史、考古等工作(gōngzuò)一视同仁，充分支持。有一次，他去(qù)黄岩县征集柑桔标本，半个月前，先生就(jiù)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pǐnzhǒng)的书籍，“到柑桔场时，我就勉强(miǎnqiǎng)混充半个专家。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他具体地给(gěi)我指导和修改。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哪有这等麻烦(máfán)的事！现在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
同样，董聿茂对施昕更的新(xīn)发现(fāxiàn)非常重视，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之规定，呈请(chéngqǐng)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采掘执照。
1936年12月(yuè)1—10日、26—30日，1937年3月8日一20日，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dàibiǎo)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yízhǐ)进行(jìnxíng)了试掘，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且，这期间经调查(diàochá)，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这是他28年短暂人生中唯一(wéiyī)的田野考古(kǎogǔ)，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1937年4月，施昕更已经写完(wán)了(le)《良渚》报告，准备在杭州(hángzhōu)印刷厂付印，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zhànhuǒ)，必须(bìxū)南迁。董聿茂把图书资料、仪器、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他对(duì)所有标本的标签(biāoqiān)作了重新编写，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
八(bā)·一三(sān)事变后，江南局势日益紧张，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董聿茂和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去(qù)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
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许多年(xǔduōnián)之后，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依然(yīrán)气愤。
两位学者只得(zhǐde)另谋出路。
陈训慈到处(dàochù)奔走，筹集了(le)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浙江图书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作为(zuòwéi)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
西湖(xīhú)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向富阳、永康迁移。为避战火，3万余件(wànyújiàn)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
而此时，《良渚》报告还在印刷(yìnshuā)之中(zhīzhōng)。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
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良渚》的(de)印刷被迫中断(zhōngduàn)，没有印成，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xīnbǎn)（印刷用的底版）也(yě)无法带出。他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但这份报告，绝不能丢——“科学工作者(gōngzuòzhě)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他写道。
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jiàoyàng)寄存良渚(liángzhǔ)，自己带着一部《良渚》旧稿，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和董聿茂他们汇合。
此时，董聿茂带着钟国仪(zhōngguóyí)、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了兰溪。一开始，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tóngháng)，经由(jīngyóu)富阳、兰溪，到了永康只剩5人。
看到稿子完好无损，董聿茂决定(juédìng)再度印刷。
但是，战事(zhànshì)紧张，馆里(guǎnlǐ)还有5人需要生活，只有两三百块馆费，生活勉强过得下去，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
董馆长(guǎnzhǎng)带着(zhe)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要求拨款付梓。
秘书长看完稿子，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jiàoyùtīng)出资印刷。
此时，陆路已经不通，只能走海路。温州是无法印了，只能去上海(shànghǎi)。
于是，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绕道温州(wēnzhōu)，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孤岛”的上海付印。同时(tóngshí)，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吴越(wúyuè)史地研究会”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
此时(cǐshí)，施昕更的次子建良患病，医治无效夭亡。
国难当头，田野(tiányě)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de)中国，个人都难以保全(bǎoquán)的时刻，一部考古报告，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1938年秋，《良渚》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公之于众。
毛昭晰先生捐赠给(gěi)良渚博物院的《良渚》报告
杭州沦陷期间，钟国仪(zhōngguóyí)做(zuò)完鲸鱼骨骼标本后，拒绝在敌伪馆内工作，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1987年去世。几张抗战(kàngzhàn)内迁老照片中(zhōng)的唯一女性，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2001年去世，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就是她参与做的。
1938年春，西湖博物馆在(zài)迁徙途中再度被迫(bèipò)缩小编制，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只能解职。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但因(yīn)学历太低，没有申请成功。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
1938年(nián)五六月间，施昕更投笔从戎，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直到生命最后(zuìhòu)一刻。
“最后(zuìhòu)，我(wǒ)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卷首语最后一段，他(tā)这样写着，等待再次(zàicì)回到良渚。
1939年(nián)5月29日下午，施昕更(gèng)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年仅 28 岁， 遗有一妻一子，子仅 8 岁，名叫施忆良(shīyìliáng)——回忆良渚。2025年6月6日，施忆良去世，享年94岁。
董聿茂后来写下《我所知道的(de)(de)施昕更先生》，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以及《良渚》报告(bàogào)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
马磊没有董振一的联系方式(liánxìfāngshì)，采访那天(nàtiān)，讲到董伯伯的油画，她突然想到了“阿东”。
1999年，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人物形象，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中国(zhōngguó)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后来进入(jìnrù)自博工作，现在(xiànzài)专攻自然油画。2012年，他出版了“人与自然”作品集，第一张，便是董聿茂。创作时(shí)，他加入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wùpǐn)：显微镜和大龙虾。
归来报国——中国(zhōngguó)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diànjīrén)董聿茂 布面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
大龙虾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duìxiàng)。他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1986年(nián)，88岁，完成了《东海(dōnghǎi)深海甲壳动物》的编著任务，发现了大批新(xīn)记录和新种，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1989年，91岁，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浙江(zhèjiāng)动物志》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
恢复研究生(yánjiūshēng)制度后，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董先生(dǒngxiānshēng)的助手。那时，董聿茂已经80多岁，给他开了“甲壳动物学”这门课，几乎(jīhū)每天在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tú)，他画完一张实物图，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反复修改后才定稿，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huā)一个多月甚至更久。
“你知道那部讲施昕更的话剧(huàjù)吗？”
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shí)，他突然问。
“你觉得好不好看？我哥哥演的(de)董聿茂。他叫王向东，是(shì)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
董聿茂家庭合影，以及他各个时期(shíqī)的照片
董振一看着王卫东(wángwèidōng)手里的这张照片，那时候他四五岁，全家去了杭州大华照相馆(zhàoxiàngguǎn)，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
晚年，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xiǎnwēijìng)、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几乎成了实验室，走也走不进去。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dàizhe)，还拿着放大镜(fàngdàjìng)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每顿吃饭都(dōu)得三请四请才肯出来。”
他常想起的(de)，还有另一张老照片，爸爸穿着长靴，背着猎枪(lièqiāng)，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很帅。
很多人回忆里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话(huà)：钱要花在刀口上。韦植说，董伯伯来馆上班，中午自己(zìjǐ)带饭，常是盐鸭蛋一只(yīzhī)，开水一杯，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显微镜(xiǎnwēijìng)、解剖镜、幻灯机、照相机都是蔡司、莱卡等名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
“他不是奢侈(shēchǐ)，而是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zīliào)，工具一定要最好的。”董振一说。
1956 年工资改革时，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董先生说：“阆公（张宗祥）是国学大师，他当(dāng)教育厅长(jiàoyùtīngzhǎng)时我(wǒ)还(hái)在中学读书，不可与他并座。”只肯拿二级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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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新闻客户端(kèhùduān)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
浙江自然(zìrán)博物院库房。
一只玻璃瓶，酒精泡着几颗白色的螺。一张白色布条沉在(chénzài)瓶底，黑色(hēisè)字迹，有拉丁文，还有中文：青岛廿五年七月下旬 董聿茂 先生采(cǎi)。
转过瓶身看标签：纵肋(lē)织纹螺。
这是一件1936年的(de)标本。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以下(yǐxià)简称自博）工作了28年，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董伯伯”采集的(de)标本，几分钟(jǐfēnzhōng)后，同事发来一张表格，文件名：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
另两件“日本大鲵”的(de)标签上，标注：抗战(kàngzhàn)。备注：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
今天知道“董聿茂”这个名字的(de)人，已经很少了——他的同事，你可能更熟悉：施昕更，良渚遗址(liángzhǔyízhǐ)发现人。
7月6日是(shì)第6个“杭州良渚日”，明天就是7月7日，88年前(niánqián)的这天，卢沟桥事变(lúgōuqiáoshìbiàn)，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同样，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
可以说，没有董聿茂(dǒngyùmào)的支持，就不会有《良渚》报告的问世，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bówùyuàn)。
但是，在本次(běncì)采访之前，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几乎只来自施昕(shīxīn)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
“我进馆里时，董聿茂先生不在了，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因为你来采访，我去档案室(dàngànshì)查(chá)，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de)任何资料。”马磊很着急。
今天，我们如何(rúhé)寻找董聿茂？
前几天(jǐtiān)，马磊去(qù)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碰到考古所的朋友，开玩笑：这个过去是我们放“僵尸”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
1998年(nián)1月6日，浙江自然博物馆(bówùguǎn)在教工路71号开馆，2007年11月8日闭馆，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广场(guǎngchǎng)新馆。现在省考古所的“碉堡楼(lóu)”，就是老自博展厅。一楼恐龙(kǒnglóng)陈列，有毛氏峨眉龙，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还设了一个夹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
教工路“碉堡(diāobǎo)楼”，过去是自博陈列馆，现在为省考古所
马磊(mǎlěi)记得，“碉堡楼”每层都挂着科学家(kēxuéjiā)的油画，请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大概500块钱一幅，有沈括，有杨钟健（古生物学家(gǔshēngwùxuéjiā)），有达尔文。
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挂着董伯伯(bóbó)的油画。
每年大年初一早上，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zài)岗(gǎng)的职工，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还要做一件事，站在董先生(dǒngxiānshēng)的画像前鞠躬祭奠。
她站在边上看着，很感动。那时，对(duì)这个油画(yóuhuà)里的董聿茂，她几乎不了解，只知道，他是老馆长，著名(zhùmíng)的动物学家。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
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那块始祖鸟(shǐzǔniǎo)模型。
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是他童年最喜欢去的(de)地方，那块模型，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
董伯伯，从小他就这么叫(jiào)。
毛昭晰的爸爸毛路真(zhēn)和(hé)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一个教数学，一个教生物。三四岁，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是博物馆山坡上(shàng)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
但(dàn)他对(duì)进化论的最初(zuìchū)知识，就来自这件陈列室：“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
毛昭晰出生那年，1929年6月6日(rì)，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分(fēn)“八馆二所”，其中博物馆(bówùguǎn)设水产部、植物(zhíwù)部、动物部、昆虫部、（广西(guǎngxī)）瑶山部、矿产部及动物园等。博览会闭幕后，当局决定成立“西湖博物馆”，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供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
同年11月，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成立，首任(shǒurèn)馆长陈屺怀，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gūshān)南麓平湖秋月、中山公园之间，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
那年，董聿茂正在(zhèngzài)日本留学。
1928年(nián)3月，他获得(huòdé)京都帝国大学动物学系学士学位。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继续深造，攻读(gōngdú)甲壳动物学，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
他原打算继续(jìxù)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huíguó)。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旅日中国学人(rén)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提前回国。
1930年7月，33岁(suì)的(de)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受陈屺怀的邀请，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jiān)技师。
此时的(de)西湖(xīhú)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自然科学部、总务部和(hé)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中国台湾的标本，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
但是，自然科学部此前的(de)收藏品，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liúxiàlái)的几块矿物标本(biāoběn)和一个鲸头骨标本，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起来，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
1931年初，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cǎijí)动、植物标本，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在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历时近一年。之后，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西康，那(nà)时候交通很不便，却运回牦牛、羚羊等大型(dàxíng)标本，极大地丰富了(le)自然类藏品(cángpǐn)，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
儿子董振一，今年92岁，他记得，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伤。他回家，却带回来一只猞猁，活的，把垫着(zhe)的帆布(fānbù)都撕烂(sīlàn)了。
1933年，董聿茂接任西湖(xīhú)博物馆馆长。他知道仅靠馆里(guǎnlǐ)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以丰富馆藏，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袋鼠、鸸鹋、大极乐鸟、湾鳄、泥螈、日本(rìběn)大鲵(dàní)、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
1934年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职员合影，一排C位为董聿茂
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bìng)参加庚子赔款分配，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yīxiē)经费，用这些(zhèxiē)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新式展厅(zhǎntīng)——动物陈列室(chénlièshì)。他与秉志、寿振黄、朱洗、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并创办学术刊物《中国动物学杂志》。
西湖(xīhú)博物馆(bówùguǎn)名声大振。董聿茂对小毛说，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的收获，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
1997年，毛昭晰在《怀念董聿茂教授》中写道，浙江自然博物馆（今浙江自然博物院(bówùyuàn)）的标本(biāoběn)馆里(guǎnlǐ)，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kǒngpà)再也采集不到了。
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里，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míngzì)：
地质矿产绘图整理(zhěnglǐ)员施昕更
1936 年(nián)，杭州古荡，也就是现在的(de)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要建造杭州第一公墓，动土时出了(le)一些石器，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
经卫聚贤倡导，5月 31 日，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hézuò)对遗址作了一天的(de)试掘。本来，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的原意，是(shì)让(ràng)他(tā)绘图记录(jìlù)发掘的地层，但施昕更“不务正业”，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觉得太熟悉了，在他的故乡良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mǒuzhǒng)内在的联系。古荡试掘后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除了石铲之外，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
董聿茂和卫聚贤(wèijùxián)在杭州古荡遗址
11月3日，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因农民(nóngmín)戽水灌(shuǐguàn)田，池水已干，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táoqì)碎片。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
“这些东西很古，说不(bù)定是一个重大发现，你要好好钻研一下，不懂时，可以找些资料看看(kànkàn)”。董聿茂说。
施昕更(gèng)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得考古报告《城子崖》一书，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碎片。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认为(rènwéi)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yīyàng)，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他跟(gēn)董聿茂(dǒngyùmào)说，准备写一个报告。
“考古学(kǎogǔxué)虽不同于生物学，但在某些方面(fāngmiàn)有(yǒu)相通之处。”董聿茂鼓励他，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不要发空泛的议论；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搞清其厚薄变化。
1984年，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韦植是(shì)第一任馆长，今年96岁。他说，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但对地质、矿产、植物以至历史、考古等工作(gōngzuò)一视同仁，充分支持。有一次，他去(qù)黄岩县征集柑桔标本，半个月前，先生就(jiù)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pǐnzhǒng)的书籍，“到柑桔场时，我就勉强(miǎnqiǎng)混充半个专家。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他具体地给(gěi)我指导和修改。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哪有这等麻烦(máfán)的事！现在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
同样，董聿茂对施昕更的新(xīn)发现(fāxiàn)非常重视，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之规定，呈请(chéngqǐng)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采掘执照。
1936年12月(yuè)1—10日、26—30日，1937年3月8日一20日，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dàibiǎo)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yízhǐ)进行(jìnxíng)了试掘，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且，这期间经调查(diàochá)，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这是他28年短暂人生中唯一(wéiyī)的田野考古(kǎogǔ)，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1937年4月，施昕更已经写完(wán)了(le)《良渚》报告，准备在杭州(hángzhōu)印刷厂付印，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zhànhuǒ)，必须(bìxū)南迁。董聿茂把图书资料、仪器、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他对(duì)所有标本的标签(biāoqiān)作了重新编写，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
八(bā)·一三(sān)事变后，江南局势日益紧张，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董聿茂和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去(qù)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
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许多年(xǔduōnián)之后，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依然(yīrán)气愤。
两位学者只得(zhǐde)另谋出路。
陈训慈到处(dàochù)奔走，筹集了(le)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浙江图书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作为(zuòwéi)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
西湖(xīhú)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向富阳、永康迁移。为避战火，3万余件(wànyújiàn)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
而此时，《良渚》报告还在印刷(yìnshuā)之中(zhīzhōng)。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
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良渚》的(de)印刷被迫中断(zhōngduàn)，没有印成，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xīnbǎn)（印刷用的底版）也(yě)无法带出。他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但这份报告，绝不能丢——“科学工作者(gōngzuòzhě)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他写道。
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jiàoyàng)寄存良渚(liángzhǔ)，自己带着一部《良渚》旧稿，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和董聿茂他们汇合。
此时，董聿茂带着钟国仪(zhōngguóyí)、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了兰溪。一开始，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tóngháng)，经由(jīngyóu)富阳、兰溪，到了永康只剩5人。
看到稿子完好无损，董聿茂决定(juédìng)再度印刷。
但是，战事(zhànshì)紧张，馆里(guǎnlǐ)还有5人需要生活，只有两三百块馆费，生活勉强过得下去，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
董馆长(guǎnzhǎng)带着(zhe)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要求拨款付梓。
秘书长看完稿子，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jiàoyùtīng)出资印刷。
此时，陆路已经不通，只能走海路。温州是无法印了，只能去上海(shànghǎi)。
于是，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绕道温州(wēnzhōu)，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孤岛”的上海付印。同时(tóngshí)，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吴越(wúyuè)史地研究会”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
此时(cǐshí)，施昕更的次子建良患病，医治无效夭亡。
国难当头，田野(tiányě)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de)中国，个人都难以保全(bǎoquán)的时刻，一部考古报告，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1938年秋，《良渚》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公之于众。
毛昭晰先生捐赠给(gěi)良渚博物院的《良渚》报告
杭州沦陷期间，钟国仪(zhōngguóyí)做(zuò)完鲸鱼骨骼标本后，拒绝在敌伪馆内工作，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1987年去世。几张抗战(kàngzhàn)内迁老照片中(zhōng)的唯一女性，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2001年去世，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就是她参与做的。
1938年春，西湖博物馆在(zài)迁徙途中再度被迫(bèipò)缩小编制，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只能解职。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但因(yīn)学历太低，没有申请成功。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
1938年(nián)五六月间，施昕更投笔从戎，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直到生命最后(zuìhòu)一刻。
“最后(zuìhòu)，我(wǒ)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卷首语最后一段，他(tā)这样写着，等待再次(zàicì)回到良渚。
1939年(nián)5月29日下午，施昕更(gèng)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年仅 28 岁， 遗有一妻一子，子仅 8 岁，名叫施忆良(shīyìliáng)——回忆良渚。2025年6月6日，施忆良去世，享年94岁。
董聿茂后来写下《我所知道的(de)(de)施昕更先生》，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以及《良渚》报告(bàogào)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
马磊没有董振一的联系方式(liánxìfāngshì)，采访那天(nàtiān)，讲到董伯伯的油画，她突然想到了“阿东”。
1999年，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人物形象，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中国(zhōngguó)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后来进入(jìnrù)自博工作，现在(xiànzài)专攻自然油画。2012年，他出版了“人与自然”作品集，第一张，便是董聿茂。创作时(shí)，他加入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wùpǐn)：显微镜和大龙虾。
归来报国——中国(zhōngguó)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diànjīrén)董聿茂 布面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
大龙虾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duìxiàng)。他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1986年(nián)，88岁，完成了《东海(dōnghǎi)深海甲壳动物》的编著任务，发现了大批新(xīn)记录和新种，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1989年，91岁，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浙江(zhèjiāng)动物志》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
恢复研究生(yánjiūshēng)制度后，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董先生(dǒngxiānshēng)的助手。那时，董聿茂已经80多岁，给他开了“甲壳动物学”这门课，几乎(jīhū)每天在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tú)，他画完一张实物图，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反复修改后才定稿，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huā)一个多月甚至更久。
“你知道那部讲施昕更的话剧(huàjù)吗？”
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shí)，他突然问。
“你觉得好不好看？我哥哥演的(de)董聿茂。他叫王向东，是(shì)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
董聿茂家庭合影，以及他各个时期(shíqī)的照片
董振一看着王卫东(wángwèidōng)手里的这张照片，那时候他四五岁，全家去了杭州大华照相馆(zhàoxiàngguǎn)，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
晚年，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xiǎnwēijìng)、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几乎成了实验室，走也走不进去。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dàizhe)，还拿着放大镜(fàngdàjìng)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每顿吃饭都(dōu)得三请四请才肯出来。”
他常想起的(de)，还有另一张老照片，爸爸穿着长靴，背着猎枪(lièqiāng)，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很帅。
很多人回忆里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话(huà)：钱要花在刀口上。韦植说，董伯伯来馆上班，中午自己(zìjǐ)带饭，常是盐鸭蛋一只(yīzhī)，开水一杯，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显微镜(xiǎnwēijìng)、解剖镜、幻灯机、照相机都是蔡司、莱卡等名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
“他不是奢侈(shēchǐ)，而是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zīliào)，工具一定要最好的。”董振一说。
1956 年工资改革时，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董先生说：“阆公（张宗祥）是国学大师，他当(dāng)教育厅长(jiàoyùtīngzhǎng)时我(wǒ)还(hái)在中学读书，不可与他并座。”只肯拿二级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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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自然博物院（以下(yǐxià)简称自博）工作了28年，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董伯伯”采集的(de)标本，几分钟(jǐfēnzhōng)后，同事发来一张表格，文件名：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
另两件“日本大鲵”的(de)标签上，标注：抗战(kàngzhàn)。备注：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
今天知道“董聿茂”这个名字的(de)人，已经很少了——他的同事，你可能更熟悉：施昕更，良渚遗址(liángzhǔyízhǐ)发现人。
7月6日是(shì)第6个“杭州良渚日”，明天就是7月7日，88年前(niánqián)的这天，卢沟桥事变(lúgōuqiáoshìbiàn)，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同样，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
可以说，没有董聿茂(dǒngyùmào)的支持，就不会有《良渚》报告的问世，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bówùyuàn)。
但是，在本次(běncì)采访之前，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几乎只来自施昕(shīxīn)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
“我进馆里时，董聿茂先生不在了，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因为你来采访，我去档案室(dàngànshì)查(chá)，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de)任何资料。”马磊很着急。
今天，我们如何(rúhé)寻找董聿茂？
前几天(jǐtiān)，马磊去(qù)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碰到考古所的朋友，开玩笑：这个过去是我们放“僵尸”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
1998年(nián)1月6日，浙江自然博物馆(bówùguǎn)在教工路71号开馆，2007年11月8日闭馆，2009年7月搬到了西湖文化广场(guǎngchǎng)新馆。现在省考古所的“碉堡楼(lóu)”，就是老自博展厅。一楼恐龙(kǒnglóng)陈列，有毛氏峨眉龙，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还设了一个夹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
教工路“碉堡(diāobǎo)楼”，过去是自博陈列馆，现在为省考古所
马磊(mǎlěi)记得，“碉堡楼”每层都挂着科学家(kēxuéjiā)的油画，请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大概500块钱一幅，有沈括，有杨钟健（古生物学家(gǔshēngwùxuéjiā)），有达尔文。
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挂着董伯伯(bóbó)的油画。
每年大年初一早上，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zài)岗(gǎng)的职工，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还要做一件事，站在董先生(dǒngxiānshēng)的画像前鞠躬祭奠。
她站在边上看着，很感动。那时，对(duì)这个油画(yóuhuà)里的董聿茂，她几乎不了解，只知道，他是老馆长，著名(zhùmíng)的动物学家。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
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那块始祖鸟(shǐzǔniǎo)模型。
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是他童年最喜欢去的(de)地方，那块模型，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陈列室里。
董伯伯，从小他就这么叫(jiào)。
毛昭晰的爸爸毛路真(zhēn)和(hé)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一个教数学，一个教生物。三四岁，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是博物馆山坡上(shàng)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
但(dàn)他对(duì)进化论的最初(zuìchū)知识，就来自这件陈列室：“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
毛昭晰出生那年，1929年6月6日(rì)，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分(fēn)“八馆二所”，其中博物馆(bówùguǎn)设水产部、植物(zhíwù)部、动物部、昆虫部、（广西(guǎngxī)）瑶山部、矿产部及动物园等。博览会闭幕后，当局决定成立“西湖博物馆”，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供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
同年11月，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成立，首任(shǒurèn)馆长陈屺怀，馆址选择在杭州西湖孤山(gūshān)南麓平湖秋月、中山公园之间，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
那年，董聿茂正在(zhèngzài)日本留学。
1928年(nián)3月，他获得(huòdé)京都帝国大学动物学系学士学位。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继续深造，攻读(gōngdú)甲壳动物学，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
他原打算继续(jìxù)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huíguó)。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旅日中国学人(rén)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提前回国。
1930年7月，33岁(suì)的(de)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受陈屺怀的邀请，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jiān)技师。
此时的(de)西湖(xīhú)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自然科学部、总务部和(hé)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中国台湾的标本，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
但是，自然科学部此前的(de)收藏品，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liúxiàlái)的几块矿物标本(biāoběn)和一个鲸头骨标本，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起来，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
1931年初，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cǎijí)动、植物标本，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在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历时近一年。之后，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西康，那(nà)时候交通很不便，却运回牦牛、羚羊等大型(dàxíng)标本，极大地丰富了(le)自然类藏品(cángpǐn)，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
儿子董振一，今年92岁，他记得，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有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伤。他回家，却带回来一只猞猁，活的，把垫着(zhe)的帆布(fānbù)都撕烂(sīlàn)了。
1933年，董聿茂接任西湖(xīhú)博物馆馆长。他知道仅靠馆里(guǎnlǐ)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以丰富馆藏，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袋鼠、鸸鹋、大极乐鸟、湾鳄、泥螈、日本(rìběn)大鲵(dàní)、堪察加拟石蟹等珍贵标本。
1934年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职员合影，一排C位为董聿茂
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bìng)参加庚子赔款分配，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yīxiē)经费，用这些(zhèxiē)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新式展厅(zhǎntīng)——动物陈列室(chénlièshì)。他与秉志、寿振黄、朱洗、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并创办学术刊物《中国动物学杂志》。
西湖(xīhú)博物馆(bówùguǎn)名声大振。董聿茂对小毛说，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的收获，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
1997年，毛昭晰在《怀念董聿茂教授》中写道，浙江自然博物馆（今浙江自然博物院(bówùyuàn)）的标本(biāoběn)馆里(guǎnlǐ)，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kǒngpà)再也采集不到了。
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里，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míngzì)：
地质矿产绘图整理(zhěnglǐ)员施昕更
1936 年(nián)，杭州古荡，也就是现在的(de)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要建造杭州第一公墓，动土时出了(le)一些石器，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
经卫聚贤倡导，5月 31 日，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hézuò)对遗址作了一天的(de)试掘。本来，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的原意，是(shì)让(ràng)他(tā)绘图记录(jìlù)发掘的地层，但施昕更“不务正业”，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觉得太熟悉了，在他的故乡良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mǒuzhǒng)内在的联系。古荡试掘后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除了石铲之外，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
董聿茂和卫聚贤(wèijùxián)在杭州古荡遗址
11月3日，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因农民(nóngmín)戽水灌(shuǐguàn)田，池水已干，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táoqì)碎片。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
“这些东西很古，说不(bù)定是一个重大发现，你要好好钻研一下，不懂时，可以找些资料看看(kànkàn)”。董聿茂说。
施昕更(gèng)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得考古报告《城子崖》一书，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碎片。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认为(rènwéi)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yīyàng)，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他跟(gēn)董聿茂(dǒngyùmào)说，准备写一个报告。
“考古学(kǎogǔxué)虽不同于生物学，但在某些方面(fāngmiàn)有(yǒu)相通之处。”董聿茂鼓励他，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不要发空泛的议论；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搞清其厚薄变化。
1984年，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韦植是(shì)第一任馆长，今年96岁。他说，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但对地质、矿产、植物以至历史、考古等工作(gōngzuò)一视同仁，充分支持。有一次，他去(qù)黄岩县征集柑桔标本，半个月前，先生就(jiù)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pǐnzhǒng)的书籍，“到柑桔场时，我就勉强(miǎnqiǎng)混充半个专家。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他具体地给(gěi)我指导和修改。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哪有这等麻烦(máfán)的事！现在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
同样，董聿茂对施昕更的新(xīn)发现(fāxiàn)非常重视，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之规定，呈请(chéngqǐng)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采掘执照。
1936年12月(yuè)1—10日、26—30日，1937年3月8日一20日，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dàibiǎo)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yízhǐ)进行(jìnxíng)了试掘，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且，这期间经调查(diàochá)，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这是他28年短暂人生中唯一(wéiyī)的田野考古(kǎogǔ)，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1937年4月，施昕更已经写完(wán)了(le)《良渚》报告，准备在杭州(hángzhōu)印刷厂付印，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zhànhuǒ)，必须(bìxū)南迁。董聿茂把图书资料、仪器、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他对(duì)所有标本的标签(biāoqiān)作了重新编写，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
八(bā)·一三(sān)事变后，江南局势日益紧张，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董聿茂和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去(qù)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
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不见。许多年(xǔduōnián)之后，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依然(yīrán)气愤。
两位学者只得(zhǐde)另谋出路。
陈训慈到处(dàochù)奔走，筹集了(le)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浙江图书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作为(zuòwéi)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
西湖(xīhú)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向富阳、永康迁移。为避战火，3万余件(wànyújiàn)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
而此时，《良渚》报告还在印刷(yìnshuā)之中(zhīzhōng)。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
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良渚》的(de)印刷被迫中断(zhōngduàn)，没有印成，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xīnbǎn)（印刷用的底版）也(yě)无法带出。他不得不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但这份报告，绝不能丢——“科学工作者(gōngzuòzhě)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他写道。
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jiàoyàng)寄存良渚(liángzhǔ)，自己带着一部《良渚》旧稿，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和董聿茂他们汇合。
此时，董聿茂带着钟国仪(zhōngguóyí)、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毛树森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了兰溪。一开始，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tóngháng)，经由(jīngyóu)富阳、兰溪，到了永康只剩5人。
看到稿子完好无损，董聿茂决定(juédìng)再度印刷。
但是，战事(zhànshì)紧张，馆里(guǎnlǐ)还有5人需要生活，只有两三百块馆费，生活勉强过得下去，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
董馆长(guǎnzhǎng)带着(zhe)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要求拨款付梓。
秘书长看完稿子，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jiàoyùtīng)出资印刷。
此时，陆路已经不通，只能走海路。温州是无法印了，只能去上海(shànghǎi)。
于是，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绕道温州(wēnzhōu)，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孤岛”的上海付印。同时(tóngshí)，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吴越(wúyuè)史地研究会”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
此时(cǐshí)，施昕更的次子建良患病，医治无效夭亡。
国难当头，田野(tiányě)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de)中国，个人都难以保全(bǎoquán)的时刻，一部考古报告，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1938年秋，《良渚》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公之于众。
毛昭晰先生捐赠给(gěi)良渚博物院的《良渚》报告
杭州沦陷期间，钟国仪(zhōngguóyí)做(zuò)完鲸鱼骨骼标本后，拒绝在敌伪馆内工作，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1987年去世。几张抗战(kàngzhàn)内迁老照片中(zhōng)的唯一女性，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2001年去世，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就是她参与做的。
1938年春，西湖博物馆在(zài)迁徙途中再度被迫(bèipò)缩小编制，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只能解职。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但因(yīn)学历太低，没有申请成功。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
1938年(nián)五六月间，施昕更投笔从戎，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直到生命最后(zuìhòu)一刻。
“最后(zuìhòu)，我(wǒ)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卷首语最后一段，他(tā)这样写着，等待再次(zàicì)回到良渚。
1939年(nián)5月29日下午，施昕更(gèng)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年仅 28 岁， 遗有一妻一子，子仅 8 岁，名叫施忆良(shīyìliáng)——回忆良渚。2025年6月6日，施忆良去世，享年94岁。
董聿茂后来写下《我所知道的(de)(de)施昕更先生》，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以及《良渚》报告(bàogào)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
马磊没有董振一的联系方式(liánxìfāngshì)，采访那天(nàtiān)，讲到董伯伯的油画，她突然想到了“阿东”。
1999年，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他决定根据这张董聿茂的人物形象，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中国(zhōngguó)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后来进入(jìnrù)自博工作，现在(xiànzài)专攻自然油画。2012年，他出版了“人与自然”作品集，第一张，便是董聿茂。创作时(shí)，他加入了两件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wùpǐn)：显微镜和大龙虾。
归来报国——中国(zhōngguó)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diànjīrén)董聿茂 布面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
大龙虾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duìxiàng)。他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1986年(nián)，88岁，完成了《东海(dōnghǎi)深海甲壳动物》的编著任务，发现了大批新(xīn)记录和新种，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1989年，91岁，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浙江(zhèjiāng)动物志》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
恢复研究生(yánjiūshēng)制度后，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董先生(dǒngxiānshēng)的助手。那时，董聿茂已经80多岁，给他开了“甲壳动物学”这门课，几乎(jīhū)每天在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tú)，他画完一张实物图，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反复修改后才定稿，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huā)一个多月甚至更久。
“你知道那部讲施昕更的话剧(huàjù)吗？”
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shí)，他突然问。
“你觉得好不好看？我哥哥演的(de)董聿茂。他叫王向东，是(shì)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
董聿茂家庭合影，以及他各个时期(shíqī)的照片
董振一看着王卫东(wángwèidōng)手里的这张照片，那时候他四五岁，全家去了杭州大华照相馆(zhàoxiàngguǎn)，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
晚年，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xiǎnwēijìng)、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几乎成了实验室，走也走不进去。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dàizhe)，还拿着放大镜(fàngdàjìng)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每顿吃饭都(dōu)得三请四请才肯出来。”
他常想起的(de)，还有另一张老照片，爸爸穿着长靴，背着猎枪(lièqiāng)，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很帅。
很多人回忆里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话(huà)：钱要花在刀口上。韦植说，董伯伯来馆上班，中午自己(zìjǐ)带饭，常是盐鸭蛋一只(yīzhī)，开水一杯，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显微镜(xiǎnwēijìng)、解剖镜、幻灯机、照相机都是蔡司、莱卡等名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
“他不是奢侈(shēchǐ)，而是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zīliào)，工具一定要最好的。”董振一说。
1956 年工资改革时，浙江省教育厅把张宗祥（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和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董先生说：“阆公（张宗祥）是国学大师，他当(dāng)教育厅长(jiàoyùtīngzhǎng)时我(wǒ)还(hái)在中学读书，不可与他并座。”只肯拿二级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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